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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张凡凡:正在崛起的清新音乐

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里,不少人厌倦了奢华浮躁的物质生活,转而追求清新文化生活。这大概就是清新音乐开始流行的社会基础。这种清新音乐既刚柔并美,也刚柔相济,做到清而不失之单薄,华而不失之奢靡,巧而不失之纤巧。这不但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且有利于人的高尚人格的塑造。

在音乐欣赏方面,我们很早就用“清”这个审美概念评价音乐。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知道“耳辨音声清浊”(《 荀子·荣辱》),“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 (《 荀子·正名》)。《韩非子·十过》里师旷鼓琴的故事,对《清商》《清徵》《清角》不同乐曲有具体描写。西汉张衡《西京赋》:“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将清字与音乐给人的听觉印象联系起来。这时,清字就成为形容音乐美的概念,直到后代一直沿用。“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自然也是音乐的核心审美价值观。

当代清新音乐完全适应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清新音乐反对媚俗下流,崇尚健康向上,顺应了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崛起的发展势头。正如德国大作家歌德所指出的:“一个时代如果真伟大,它就必然走前进上升的道路,第一流以下的作品就不会起什么作用。”(《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当代中国正在迈向伟大的时代,清新音乐正好顺应了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崛起的发展势头。这种清新文化力戒随波逐流,左右摇摆,甚至追逐狭隘利益,而是求真务实。“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定,不是什么别的“新”,而是“清”的“新”。“新”相对于“旧”而言的,虽然人们求变求新的态度很强烈,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但客观上讲,并非所有的“新”都是好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所以必须用“清”对“新”进行一定的限定。这“清新”就是一种好的“新”,一种纯净的“新”、脱俗的“新”。因此,这种清新音乐虽然强调创新,但这个“新”不是一些沉渣的泛起,不是一些老例的修补,而是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当代有些音乐家不是弘扬正气,而是热衷于渲染暮气和邪气,人们感受不到正义力量终将战胜邪恶势力的发展趋势。这些文艺作品令人泄气、丧气,悲观、颓废。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提倡清新音乐就是激浊扬清,就是抵制音乐的邪气和暮气,促进那些优秀音乐作品起到引领作用。

其次,清新音乐反对投机钻营,提倡精神寻根,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固本强基的发展要求。中国当代有些艺术家发生了双重背叛,即精神背叛和社会背叛。中国当代不少艺术家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的基层,但是他们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艺术家可以超越基层,甚至离开基层,这种超越和离开不但是在社会分工上与基层民众有别,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克服某些基层民众的缺陷和局限。但他们的精神的根必须牢牢扎在土地上,扎在基层民众中。艺术家直面现实,精神寻根,是要为民众说话,维护和捍卫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掠夺和损害。而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提倡清新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固本强基。艺术生命力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艺术家能否继续深入体验基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并深切地唱出基层民众的迫切心声。《好日子》等歌唱的再好,不一定唱得红《春天里》,不能唱出基层民众的迫切心声终将为基层民众所抛弃。当中国当代底层社会日益艰难的时候,艺术家在哪里?歌手在哪里?中国当代歌坛虽然有不少歌手是从底层崛起的,但却没有多少歌手吟唱基层民众的心声。音乐家要在艺术上走得更远更久,不仅要努力增强综合艺术实力,而且要更加贴近基层民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远离基层民众,甚至发生精神背叛。否则,歌声除了点缀这个太平世界以外,再也不可能激起基层民众的强烈反响了。这才是根本的。

清新音乐是清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清新文化一切特性,以“仁爱正义,纯真高雅,清新自然”为宗旨。仁爱正义是从艺术家的人品上讲的,纯真高雅是从音乐的艺术品位上讲的,清新自然是从音乐作品的整体风格上讲的。凡是积极向上,凡是追求公平公正,凡是追求仁爱和善,凡是有利于人的和谐健康发展,有利于当代社会健康向上的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无论是阴柔还是阳刚的,都是清新音乐所倡导的。在中国当代不少校园歌曲、港台歌曲、城市歌曲、军队歌曲中,这种清新音乐随处可见。当年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就以清新刚健的风格风靡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

首先,清新音乐不但有情,而且是一种真挚的感情。音乐艺术尤其是歌唱艺术的真谛既不完全在于艺术技巧的高妙,也不完全在于歌手形象的魅力,主要是在情感上打动人心。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而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影响比什么都大。为什么汪峰作词作曲的《春天里》他自己没有唱红,而旭日阳刚却唱红了?的确,旭日阳刚在综合艺术实力上比不上汪峰,但在情感体验上却比汪峰更深沉更悲凉。《春天里》这首歌描写了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沧桑巨变即从天真快乐和幻想爱情的年轻时代到生活压力沉重和幻想不断破灭的中年时代的变化,抒发了中年人梦醒后的失望情绪。这种苍凉感受恐怕只有底层民众才具有。因而,《春天里》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民众从懵懂的憧憬到清醒的失望的演变,怨而不怒。在底层拼命挣扎的旭日阳刚不知春天在哪里,完全有可能“老无所依”。因此,旭日阳刚唱出“老无所依”则是真情不可遏止的流露。旭日阳刚的成功不仅靠他俩的身份和身世,而且靠他俩的真挚情感,这才是旭日阳刚最为打动人心的。感人的作品必然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而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

其次,清新音乐追求高尚的表现,既反对空洞的说教倾向,也坚决反对过度娱乐化的艺术倾向。近些年乐坛流行的小清新音乐,是清爽的曲风和随意的创作。这种小清新音乐反映了当代人对清新文化品位的强烈需求,表现了当代人在浮躁生活中对清新文化生活的向往。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里,一些人在追求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向往质朴单纯的情调。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抑郁不消沉,不寂寞不孤独。而清新音乐是刚柔并存和刚柔相济的音乐,不仅包括那些追求阳刚的大清新音乐,而且吸收这种偏于柔弱的小清新音乐的合理部分。而当代不少流行音乐往往表现的是搔痒的审美趣味,而没有表现吸引人、强烈感动人和提高人的东西。这就是说,这些流行音乐过多的满足人的感官需要。而清新音乐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上追求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既强调生命的质感,也强调精神的超越。18世纪德国美学家、诗人和戏剧家席勒深刻地批判了两种恶劣的创作倾向,一是窒息人的一切真实的自然(本性),没有刻画出人性的真相;一是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席勒认为:“一切不诉诸精神并且除了感性兴趣以外不引起其它兴趣的事物是庸俗的。”(《秀美与尊严》,席勒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而“激情的东西,只有在它是崇高的时候才是美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席勒正确地区分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认为“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叫做庸俗的表现,相反的表现叫做高尚的表现。”(《秀美与尊严》,席勒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而中国当代不少音乐家不是正确地区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而是对艺术的庸俗的表现情有独钟。有些音乐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现象突出表现在有些音乐家在文艺创作中为了更大的刺激和快感,加入了各种调剂。显然,这些所谓的“音乐家”不是发现和创造美的东西,而是挖掘和表现“恶心”的东西。而清新音乐则坚决杜绝这种“眩惑”现象,追求人类社会生活的真美,并让人在审美享受中陶冶性灵,提升品位。

不少民间音乐都是清新的,不但具有泥土的芳香,而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根据古曲填词演唱的古典歌曲更体现了别样的意境。广东音乐《平湖秋月》、《步步高》、《汉宫秋月》等因其音色清脆明亮、曲调流畅优美、节奏清晰明快,被国外誉为“透明音乐”、“国乐”。福建南音、昆曲以及不少流传至今的古曲《阳关三叠》、《渔舟唱晚》等也是清新的,不但曲调优美典雅,而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国传统的古曲《高山流水》,那种自然和谐,那种美好追求,是真正的仙乐。二胡曲《二泉映月》,似乎人融入大自然中,随着乐曲的一张一弛,一明一暗,一缓一急,在山泉之间流淌。仿佛摆脱了凡尘的烦扰和琐碎,没有纷争,没有愁苦。人在超凡脱俗中浸润在一片清新之境中。林海作曲的《琵琶语》把人带入到一种清婉的情绪里,流连忘返。前奏将人带入一种缠绵悱恻、欲说还休、淡淡忧伤的境界,感情就这样一步一步被牵引,让人沉醉在音乐意境里而欲罢不能。此刻,思念心上人而无法见面,雄才大略、鸿鹄之志无法施展,任何郁闷的心绪得以宣泄,不禁让人泪流满面,灵魂得到洗礼。

中国先秦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明确地指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里所说的音乐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高雅音乐,是好的音乐。好的音乐具有的教育功能和教化的力量,对社会及人的内心影响是巨大的。而清新音乐就可以发挥这种巨大作用。(张凡凡

(责任编辑:安鑫、姚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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