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政治与清新文化

清新政治与清新文化

陈剑

一．    何谓清新政治

党的18大报告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实际上提出了清新政治内容。国人向来崇清、尚清、褒清。清，不仅是自然状态和个人修为，还是一种权力品格，也是一种政治伦理。

清正、清廉、清明，三者实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个人重在清正，清清白白，正气凌然；政府重在清廉，边界清晰，廉洁奉公；政治重在清明，法度有序，公正透明。清新政治表现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实际是一种长久的制度架构，主要是指国家权力不被滥用、公民权利得到充分实现的善治的治理结构。未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党的建设等，都应把清新政治作为一个基本的目标定位去努力，使国家治理、管理和运作都能朝着清新政治方向努力。从三者关系看，没有干部队伍的清白正直，就不可能有政府的清晰廉洁，不可能实现政治法度有序，公正公平的政治清明。上述三者的关系，一般认为，清正是基础，清廉是要求，清明是最终目标。政治清明需要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为前提和基础。

二．    建设清新政治，就是建设一个善治的治理结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何谓清水之源头？即如何才能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呢？答案是，需要有一个善治的治理架构。那么，什么是一个善治的治理架构呢？依笔者看来，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法律至上的民主制度，即公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同时又能够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充分实现的制度。唯有建立健全保障政治清明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对公权利的监督制约，把公权力严严实实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有可能，才会由愿景变为令人心醉的美好现实。

一个善治的治理架构，在当下中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一个较为公平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1．         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

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善治的治理架构的主要内容。其基本特征是经济自由，公平竞争。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这种契约，是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达成一致的法律表现。市场关系的“自由”规定，否定了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暴力，包括使用超经济的政治和行政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经济行为主体自身的自由平等，才为自由竞争提供舞台，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市场经济还意味着参与市场行为的主体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在这里不存在任何等级特权和尊卑之分。“平等”也包括在各种市场机会面前的公平竞争，排斥对机会的超经济的垄断。正因为此，市场经济行为的主体由于是独立的财产主体，每一个人都只能支配属于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这正是市场交换关系发生的前提，也是这种关系表现在意志和权利关系上的自由、平等规定的基础。

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任务是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为全体居民提供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2．         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

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就是法律至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执政党在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上缺乏法治精神和法治传统。而市场经济，其精髓是法治。要建设市场经济，就必须加快法治建设。法治建设，与整个民主制度建设密切相关，涉及到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等相关原则。

3．         较为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

一个较为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权力得到很好监督，并保障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这也是自由平等的基本含义。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一个好的政治制度，需要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对公权力进行严格抑制，使公权力的运行不能逾越法律允许的边界。

只有建设一个包含上述三方面内容的治理架构，才有可能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也就是说，清新政治，就是指的一个善治的治理架构。

三．   清新政治与清新文化

清新政治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伴随的清新文化。何为清新文化，就是与清新政治相适应，并在清新政治基础产生的相应的意识形态。具体说来，其主要内容就是在清新政治基础上产生的契约意识、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识。契约意识包含敬业、守时、诚信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系列道德伦理；法治精神则要求公民遵守宪法，敬畏法律，尊重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则包含公民权利、责任和担当。

清新政治和清新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十分清晰。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这句话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人们的存在归结为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同这一明确提示相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清楚明白的表达：“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明确肯定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是马克思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所发表的最清晰、最基本的观点。把人们的社会存在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是马克思所界定的“社会存在”。现实生活过程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我们生活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等一切与现实生活过程相联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只不过是人们借以展开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也就是人们展开自己的现实的生活所依赖的客观的物质条件。这其中，制度环境，包括其中的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民主政治等，应当看作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重要内容，对人们的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四．    改革，就是创建一个好的社会存在

认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必须创建好的“社会存在”，进而才有可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改革，就是要改掉不好的“社会存在”，建设一个好的或健康的“社会存在”，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与好的或健康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在清新政治与清新文化之间，重要的是创造清新政治，建设一个善治的治理架构，与此同时，建设一个与善治治理架构相适应的清新文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也可看作是清新文化的基本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核心价值观即清新文化能够成为中国公民的基本遵循，并成为中国社会真正意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与上述核心价值观相对应的”社会存在”，要让上述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公民的基本遵循是不现实的。例如，以平等、公正为例，要让平等、公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高飘扬的旗帜，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平等、公正就不仅是一种伦理价值，更重要的是较为健全的法律、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体系。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均衡和权利保障、维护平等、公正的体制机制，即建立一个能够体现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当然，我们也不能等到在全社会建成这样一种平等、公正制度后才在全社会倡导平等、公正的核心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不能够积极努力，要建立这样一种核心价值观是不现实的。再比如，二元经济结构是支撑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他为中国３５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提供了土地财政，也即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的支持，这是推动中国35年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容。但二元经济结构本身却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制度，即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歧视和对其权益的侵蚀。与中国城市居民相比，中国农村居民无论在政治权益、经济权益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平等，如果不能有效破解二元经济结构，让中国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与中国城镇居民同样的权益，对中国农村居民来说，平等、公正就只能成为一个口号，而难以成为他们能够普遍遵循的意识。再比如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但如果仍以斗争为“其乐无穷”，人为地制造仇恨，整个社会充满戾气，在此基础上，如何能够建立人与人之间友善的价值观。诚信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公民之间，诚信都是稀缺资源，讲究诚信者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又如何能够在公民之间建立普遍诚信的价值观。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并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上述内容富有改革意味，实事求是，符合唯物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清新文化的建设，需要培育和践行。“培育”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则是“践行”。以笔者理解，就是建设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治环境和法治环境等。而建设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就是创建一个好的社会存在，而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培育形成的最基本要素。而要创建一个好的“社会存在”，在当下中国，需要推动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创建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创建能够保障私权、限制公权的政治环境；创建能够体现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环境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并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基本遵循。而１８届３中全会通过的具有全方位的改革决定，正是为了创建包括清新政治在内的好的“社会存在”，进而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清新文化在内的社会意识。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