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修反浊 德至同于初
——张凡凡·中国清新文化“清新”之初探
巴·钢普力布
人进入宇宙以后，实质地讲同时就进入了一种人文流通领域。人在与国家和社会缔结契约前后，已经参与了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从国家层面而言，只是法人与非法人之间法律就其取向和束力有别而已；从社会角度而言，作为个性成立，每个人在情愿与不情愿之间，都得接受来自全体社会成员、包括世俗在内的文化问责和生活考评乃至伦理实践的拷问，当然也包括来自自己的公道扪心与虔诚反思。人类妄想征服宇宙，只是给自己鼓劲或灌输力争上游的心气。然而，许多大自然中原先的存在，由于人类的愚昧、自私，侠义、甚至是无赖和所谓的生存需要，已经被入侵和攻击的面目非飞，它的终端结果，成为乾坤灾难早成定局。而假币早已进入流通领域，它的终端灾难是社会成员直接蒙损。但从文化顺序和过度程式角度讲，从假币入世到社会成员蒙损，中间的职能性介质不可或缺。举凡金融家都晓得，假币一旦介入流通，首先是金融本身的价值甚至是金融体系被解构。也就是说，金融秩序被破坏掉了；其次，整个明眼望实的货币交道和似乎被屏蔽了的消费过程，呈物所不物，价所不价状。进而，整个市场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恶性溃烂，再其次才是民众蒙损。以公式看：假币流通——货币失衡——民众蒙损。
纵观世事，在繁浩的文化扎堆中，清新文化的诞生，我以为其主要理论依托：一逻辑依据可靠，二文化哲思的古灵回光，三文化关照心理厚重，四文化成活的伦理衢通。清新文化以方寸之举，涵世相，概善恶，弁人间，演绎万千世界，此乃文化大捷。有鉴于此，“清新”的文化价值都应该成为当代浣濯文化乃至大文化概念品级中的前卫。
一、清新文化诞生的逻辑依据
大多逻辑学人都知道：首先，逻辑管控显性文化的划分有“三要素”之说：其一划分母项，其二划分子项，其三划分根据。
（一）母项文化的逻辑拥戴。中国逻辑的文化母项概念毫无疑问是大民族文化，譬如说：华夏文化、九州文化，或曰刀耕火种文化。假如确指一种文化代名词、例“华夏文化”，而这个“华夏文化”便是母项，或曰母项文化，属于“种文化”也叫种概念。从母项中抽取出来崭新的文化元素命名为“清新文化”，这个“清新文化”便是子项，或曰子项文化，属于“属文化”也叫属概念。因此，清新文化不单单是自身的文化定位与确立，而且带有普遍的逻辑指导意义。
（二）附性法逻辑的文化验证。附性法是逻辑学中的又一个常用概念。附性法又称附丽法，以公式表示：S是（不是）P—NS是（不是）NP。它的基本含义在于：将表示某一属性的概念附加在性质判断主谓项上面，从而形成一个全新判断的直接推理。大家内知净明，华夏文化发展到今天，主流不容质疑。如果将国家比作原生态，属于先天文化之形成，那么，领导我们的政党便是后天出脱，属于再生文化素。从纯文化角度上讲，这个“再生文化素”便是附性法，也便成为逻辑“附性法”的逻辑体验值。“国”、“党”双圣并流当说国之强盛更力。
（三）可比较概念的逻辑对应。逻辑学中有可比较概念的说道，即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关系较近的、并且有某些共同内涵的概念，称之为可比较概念。从上述关系中我们可以窥明：华夏文化与清新文化为属种关系，清新文化被包涵于华夏文化之内。尽管”清新“较之”华夏“属于子项小项，而可比较概念认可这样一种文化事实即：华夏文化是在整个民族框架之下的文化操持，而清新文化是在华夏文化之框架内的一种文化行进。然却，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操持的“本土文化”。就“可比较概念”的外延项而言，其“五种关系”中既有“包含于关系”的存在，又有“交叉关系”的影子。因此，鉴于清新文化的提出缘源，从文化指正角度讲，它既属于指正科学范畴，又属于实证科学之列。所以，清新文化既有容宇之象，又有化邪之气，还有撼心之功，更有达灵之实。
二、清新文化哲思的古灵依据
“古灵”在我的文章里权作“古代灵性”文化的泛指。君可见，上起先秦，下至清末，学界识博者周知，曾经的儒法两家斗争，人为因素太过。其实在我看来，儒法之战归根到底是在薅取文化真理和没收文化正义之思想遭遇战。而今天的清新文化所带来的文化题旨，是我们对未来瞭望得更为明晰的远见之器。这是因为，“清新”的提出，劢迈达如下几个“古灵”至洁。
（一）孔丘核心文化的延展。“三纲领八条目”出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人道”一般地讲系指人事、人伦、为人之道或社会规范。天道远，人道迩，孔子所讲的“忠恕”、“中庸”、“一贯之道”指的就是人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天道”也好，有教无类也罢，两端、四象、五行、八卦等等，都是孔圣人的重要哲学思想。似乎有些妄为，其实不然。我以为孔子全部文化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光华灿烂的正统，千百年来承哺受滋的恩惠，使国人在接受包括舶来在内的、在吸纳中的排斥，在唾弃中的掌捧，在消化中的吐枯，人性在善恶相混的运程中，“清新”恢然问世，这恰恰好是“明明德”之复活，恰恰是“身修”的又一次觉醒，恰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巨大思想结晶在漫越两千多年以后可贵的良知健康健和可喜的延展。之所以这样品评是因为：其一，“己”本位与“不欲”之间是构建的矛盾实相连体，说白了它具有诗性张扬的魄力。而“勿”之作恤人之重大前提，以废“施”为褃节，然后关涉不“于人”。由此足见，“清新”本意已经成立：摈浊扬清。所以“清新”既对应着“人天”二道，又关照着齐家治国，以清新文化本有的文化涵盖与搒速能力，同时建构的文化赡养水平，是绝对意义之上的“平天下”之题旨。堤边海浪听独绝，峰下松涛诉古今。清新文化的独到绝理与滋人润世的功能有四射陲范的世界水平。
（二）荀况思想的光华续借。荀况先贤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这样的：水火有气，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用今天的科观看，也许有知觉，只是人类不确定）；兽有知觉，却没有礼仪；人有气，有生命，又有礼仪，所以是天下最尊贵的高等生物。我还以为：人救世不如空气和水，但人可以利用空气和水；人奔跑不如牛马驼，但可以差役牛马驼。每单元前后的文化说项，在我看来，相当于张载的“物交之知（见闻所知）”与“诚明所知（理性所知）”。因此，荀老的主政为官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朴实的唯物主义光芒。譬如说“尚贤使能”，其核心标明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这样“四无”的指示标准和精神情怀。所以，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成为千古不衰的文化教程。但我非常明白，“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显然，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而取消了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们觉得辽远而缩小了面积，君子也不会因为小人的闹闹嚷嚷而终结了自己所要追求和从事理想的行为。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地的滋育万物有一定的法则，君子的作为也一定有他的标准。君子总是依据道德标准行事，而小人却是时时处处津津计较于一孔之见一得之乐。世事能与善为伍，当是生存要紧处，“清新文化”悃悃耳没有半点造作。尽管清新文化存在着文化风险，然“礼仪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既然在礼仪上没有什么错误，又何必顾虑别人去怎样议论呢？纵观冥冥，其一，“清新”不会因为擢“清”而社不履“清”而停息“清新”，也不会因为提拔干部不民主、不透明、无视能耐而顾亲敛财而不鋮非跃。精神分裂进入非药时代，情异阶段来临，是人类走向更真理途程中真理被质疑的产物。就思想风潮而言，正处于刚刚脱离幼稚，又距离成熟相对遥远的文化坎槛。因此，“清新”，是清民族心理之弃旧图新；“清新”，是清家国奸佞龌龊之垢漬尔后大布公德真情为民之心，“清新”，是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善端持久而均衡之行。更为严重的是，提醒一个国度和民族：切忌在美丽的橱窗里陈列狼心狗肺，这样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命题。
（三）理气被评判后的本体力挺。“理”、“气”同体，这里并不强调太过差异。通常我们所说的“理”、“气”回环，就是理、气在同体间的相互渗透和作用。人们之所以能在事物与人类作用之间辨认出道理和原则，这是因为：人自身固有的心灵秩序感觉投射到事物上面以后形成的认知事实本相。如果说“理”和“气”有一点区别，那便是：“理”是气的活动结构，也是“气”的活动的最后产物。而“理”实质地讲，是“气”的活动自然而然形成了秩序、组织、结构与和谐，因此，也就形成了理。而“气”的变化潜力是无限的。亦因此，任何一种特定的形式和秩序都是在酝酿和构成下一个新形式和新秩序的阶段或媒介。换句话说，无穷的创造和变化是“气”的主要特性。为严格辩证起见即：理、气是同源中的离散，是区别中的趋同。如果以易学融贯的“运动——变化”的形而上学解义，其终极原始的实在就是理气之本体，就是“气”变化的创造能力，这个创造力就显现于形成秩序和结构的阴阳活动之中。总之，我们可将“理”看作是能量发射源、是相对静态的矜持之物，而“气”为变化运动的勤劳分子，也可视作变化运动过程中生生之德和万物。理、气二元终极走向雾化，最后归结为“无”。这是另外话题，按下不提。
由此可见，“清新”不是单薄告世的简单文化概念，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哲学命题，更不是为了好玩逗人前仰后合的布娃娃抑或不倒翁。我们无论是从宋明理学来阐释，还是以周易万系来对质，清新文化首先是“理”的持续，尔后进入对“气”的鼓舞。以“清”对应“新”，理气、清新双元并驾，作同源出击，人世间许多作用于生活层面的难以解释的哲学问题，自会直达心肚渐明。
综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然界的运行永远存在一定的常规，它不会因为有了“尧”这样的明君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桀”这样的昏君而消亡。以合理的行动对待规律，就能收到好的效果；以不合理的行动对待规律，就会遭受到灾难。“清新”的提出，是应之以治世防患而作时代之呼出，故，“清新”的心肠是好的是良善的，它清脂以人洁国洁世洁，呼唤世界干净如初。“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下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下不能祸”。清新，清到乾坤朗朗不浊，清到世事穆穆有节，清到人心笃笃悠扬。这恐怕是清新文化提出最为根本的“朕指”或曰“天道”。
三、清新文化关照的心理依据
人类（或其它动物）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而由遗传固定下来，并对个体或种族生存有着重要意义的作为。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本能。本能不因外界无形而本能消逝，也不会因为外部的某种刺激而本能生成另类。依据这样的“作为”，我们野心导流和良知皈依，作更大适应的心理调度。故，人性纷呈泛滥是时代或人类进化的主要标识，“乱”是成熟的前夜。
（一）长时记忆的情怀反刍。心理学的长时记忆是在控制论的影响下，按信息储存时间长短而进行分类的一种记忆。一般系指保持时间超过一分钟以上，乃至终身记忆。短时记忆的材料，经过编码处理或用语言复述，就可进入长时记忆。以下“三种情感情形”颇值留意：1、国家是好国家，政党是好政党，从心理学角度讲这都是人受熏于外界后感觉敏度和刺激强度决定后成型的认知概念。建国六十多年以来，从集体记忆到个人鉴定，从人道主义情感，到人格的巨型分裂，如此之年头过来，呈展出来的“五种“亚险性状态，确实来不及规避：一是在顾盼中的前行，二是在进化中恶倒退，三是在欺人中的自欺，四是在完善中的流失，五是在捣毁中的构建；2、眼下要紧的不是如何建构劳资新体系，而是如何调教国民心理，如何整合国民身心素质，如何超度一个泱泱大国的整体文明质量。这样重大的历史托付，成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面临。心治加刑治？从何处入手？被肢解了的文化体系和关涉性的道德体系，怎样才能编织如初？更是全社会不遗余力的发奋；公共良知流失从点状到带状，面积与日增扩，尽管唉声一片，却袖手无力回天。从良心角度讲，华夏民族奔腾到今天，人们的良心水平并未与时俱进，在文化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国人的文明程度在许多时候的许多场合处于喷嚏、喘息与大打折扣或几近夭折的境遇。试想，能遭到来自自我嘲讽的普遍恶唾，而且鄙弃的声浪层层高过，这是怎样一种情状啊：为了钱财性命不管、声名不顾、败祖损儿事件屡出不穷等等。凡此种种，一方面揭露了人性中的奸佞不穆，另一方面袒明了开放文化愈深入、亟待以心性文明为前提的施教就越显迫切。故，华夏文化是人类优秀的文化，清新文化之所以高贵不俗，是因为欲撕破浑浊后而再行捣毁陈旧的至理智力，以及明示明史的文明捡拾态度和精神。
（二）心理不便自治的后缀怜国。我们并没有任何雅兴来研究艺术创生与艺术欣赏中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我们重视的是，自从心理学从哲学分离出来以后，各种学派都在建构自己的思维理论和心学体系。个性内倾和外倾与肤色是没有本质上的鉴定。而我们今天研究的也不是怎样遏制精神气馁与思维盘旋，甚而是狼藉杯盘和酵发多杵。我们几乎涉及到了关乎家国命脉的刻骨话题。毫无规避必要：从假烟假酒，到假糖假药；从硫磺熏粉，到罄素火锅；从注水肉，到黑心棉等等等等。在民族崛起的升腾中扬尘于人心泪壁，痛彻的灵魂束管不得，人人自卫成为国民的重大要务，寿数已经不是关照的直接对象，捍卫当下生命成为日升月落的提心吊胆。如此好端端的家国怎么会成为这样？这么好端端的人民怎么会成为这样？这么好端端的五千年心气怎么就这样被活生生剦骟？所以，心理不便自治的直接后果就是沉淀对家国的忧虑，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惊厥。垂柳帘后依旧老，昂首窗前已白头。所以清新及时，是因为来不及等待！
（三）打到我向思维的突入抓手。受本我人性的统治，人由贪享受用然后意志起航，总是有着诸多的动机。以一定的相互关系构成动机，再以个己需要相对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动机每每在出发又在落实，但各种意志和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是径庭的。而“我向思维”是相对公共思维和大众思维而言的一种思维情相。“我向思维”它的基本含义为：专指以满足个人欲望和需求并愿意竭力变现的一种思维方式。就像为数相当多的群体中的个体一样，世界之物，世间之事，总喜欢拿别人作垫背，而将自己腾清做所谓的好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龌龊，是一种奸佞，是一种下流。清新文化不蔫，不假，不私，共攻“我向思维”时代的来临尚遥不可望，“引领实弱”时代的破车老牛，经得住岁月打磨。所以，清新文化的本质愿望：清的是公共范畴的清人心之新的精神水平再现；其本质理想，清的是整饬纨绔清时代之新的泛善意水平的复苏；其本质引申：清的是实在意义之上真正将“我向”打到的人类向上意志水平的恒久屹立，其终极妥实：清的是清世事之浑浊，是天地良心的至高人文水平不灭的齐天咏叹。
垂柳帘后依旧老，昂首窗前已白头。岁月不是苛刻而是本身无奈，张凡凡女士很年轻，但她很能调度自己成全自己，能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提出如此高瞻的文化命题、甚至是带有世界文化命题的旨要，这是文化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之幸。“清新”的题旨就因为劝世劝人：尽早与浑浊剥离，剔除了雾状，稀释了稠状，纠正了偏状。如是，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的！
四、清新文化成活的伦理依据
文明与野蛮对打，是人文世界解释关于人类内心世界与外部情物的关联态势，是在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上的物质聚合和精神集结的总和，是确指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与形态高度低度的社会及至人文状态。清新文化的提出和蔓延，我以为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益的陈结与美好的散发。
（一）医疗国社康健如初的学理意义。“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言忠信，行笃敬”。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我们扪心拷问：严谨公民见几何？绝对命令已经从广袤的地平线上渐渐淡出，良心自律行事和对社会负责然后成为严谨公民的灵魂武装、很多时候业已自愧解甲。自制力空前软弱，履行道德职责的道德品质，日趋低贱。我想问：除了善良意志，还有什么称得起是道德呢？尊严作为道德意识概念，越千百年来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华夏社会的实践之中，但又往往被社会实践所戏弄。作为情感实体，它之所以屡跌屡起，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心性与心气大厦不能因为社会转型而痛苦坍塌，一个国家的心酸改建不能因为诸多文化元素对垒而失去本色，一个社会更不能因为民情思潮起伏而焚旗碎鼓。因此说，清新文化的横空，一是给家国廉洁送来了多年稀缺的“糠内储”腾空之力量，二是给民族尊严的自我认定强化了进一层的本固意识，三是给华夏社会生长施撒了有效的农钾肥料。
（二）德行在快感和利益的解释中高歌。能将委屈共苦咽，便是人生心宽时。人生难，生存难，思考难，行为更难。这恐怕是不少人、尤其是那些所谓悫国悫民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忧思。其实，日常我们所说的“同情”，只不过是人们喜欢用它来表达设身处地的一种情怀状态。“同情”严格地讲是一种分享他人情感、对于别人的遭受或行为在感情上产生的短期或长效的精神共鸣。继“骄傲”出现以后，自豪成为个性或集团意识的又一种凸显高度的精神表达。在今天看来，我们曾经说过的话，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我们曾经品味过的优越感觉，似乎伴随日升月落早已远遁而去铤而走险了。个人的某种条件成熟之后，集团升华为智商的统帅，指导和调整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行为方式。尊严品级与荣誉感觉常常错位不相符辙，不假外求的“非天谴”伦理，在企图推翻良知、就是“心”就是“天理”的怂恿之下，先哲们的思辨依旧放浪吟哦远眺漫山遍野。试问：尊严一旦被剿灭，生命复活又有多大意义。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同情”祭祀也好，还是出于对“尊严”怂恿也罢，抑或对“骄傲”培植之者，都是“清新情怀”与民族命运相连相惜的最具时代表述性的精神境界。
“同情”，同社稷江山稳固之“同”，情华夏昌盛强大之“情”；“尊严”，尊泱泱神州该尊之“尊”，严东方明古国严谨之“严”；“骄傲”骄中华民族骄子之“骄”，“傲”五千年炎黄相承一脉当傲之“傲”。“清新”是在喟叹中的维护，是在捍卫中滋长，是在成熟中的宣誓。而且，清新文化是在自豪中的惋叹推助，是在同情中一种翘首圣果优势的期盼性展望，是在骄傲中的一种民族自信心的茁壮持续，是国运昌盛眼看东方之林巨型标识的鲜红战旗。
人至穷困处，马走悬崖时。浊之流徙，祸家国垻溃；清之炫阳，固社稷鸿基。浊，沴也，濫也；清，襃也，煌也。
（三）三达德人生优越生话昶情。儒家的思想浩若天星。譬如通常人们都知道的“大丈夫”的三种文化含义：一是富贵不能淫，二是贱不能移，三是威武不能屈。但儒家的“三达德”却很少有人勤奋理会。其实，“三达德”进入伦理以后，前赴后继的慈人善汉以及钻研学人魔以法度，废寝不食。“三达德”其基本含义就是“三种德行”即：一曰智，二曰仁，三曰勇。《礼记·中庸》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即：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能做到这样三种事情，你就是有德行的人。换句话说，好学、力行、知耻，就是智、仁、勇。我认为此乃人生普遍意义的三种德行。
“清新”文化的创建，是依智育实福民幸国的结果，是依仁寄俭祁善慧心的结果，是依勇托愿兴家国旺民族的结果。往小了说：“清新”是以智慧施工筑造了一种文化命名后解构龌龊与浑浊的坚堡，从而使更多的仁人志士为家国清廉奋起发力能及便施；“清新”是以仁义的思想品级与日丽风和的爱国爱民的格调，助推民族昌盛直前不歇；“清新”是以英勇的精神洗练和不凋不枯的心肠，救残喘于苟延篱下；往大了说：民生与民怨是成正比的，民情与民德是成反比的。如同埆田对沃土，严重缺乏真理提渡和矫正能力。所谓的阴阳均衡，强调的就是一个和谐。失衡，不出问题便成为怪事。
世间需大道，不只孤善行。给恶毒留条后路不完全是件坏事。然而，东郭先生是前车之鉴。及早对腐败与恶毒进行痛下杀手般的围剿，要比姑息强得多。
浑是恶，浊是毒。世道沧桑间的精神阵亡、灵魂腐烂是最为残酷的生命覆灭，要比来不及啼哭更为抽泣。“清新文化”的诞生，畀其心智，予之诚怀，免于讥诮之赧，愀然作色间胸究心灵回路，它让我们体味到了德归人性初的愉悦，也让我们看到了来自良心地平线上的灼灼曙光！
2012年10月27日初稿
2012年10月29日再修
2012年10月31日定稿
于玛嘎德书屋
本文作者巴·钢普力布先生，系国际知名文化学者、当代蒙古族文学家、著名文艺评论家。截止目前著书58部。曾为余秋雨、于丹、易中天、范愉、王亚星、仪名海、马明奎、乌兰托噶、斯琴朝克图、萨日娜、勒·巴彦吉日格拉等众多博导和著名艺术家们写过评论和作过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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